О быте论日常生活阿纳托利·瓦西里耶维奇·卢那察尔斯基国家出版社，列宁格勒，1927年我们开始认真对待日常生活这个问题。
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，其中包括一系列单独的重大事件。
政治革命是最引人注目的。
它和军事斗争相关联，而军事斗争是以非凡壮观的事件告终的，也就是让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；但对于斗争所争取的真正革命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先决条件。
政治革命，夺取政权——这不是我们的目标。
我们共产党人完全不认为，建立这样那样的国家形式是社会革命的目的，因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摧毁国家，消灭一切让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力。
我们设想，共产主义制度是无国家的制度。
由此就可以很清楚地得知，政治目标不可能是我们的最终目标。
新的专政阶级，即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，并不是为了政权本身而去夺取它。
相反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放弃它，正如恩格斯所说，是要利用它，把它当作生产工具，并且尽快“把全部的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，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。
”工人阶级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从而借它的帮助来实现社会革命。
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改变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秩序。
它要从统治剥削阶级手中夺取不断增长的巨量生产工具，建立有计划的（即以科学为基础的）、合乎规律的、有序调节的财富生产过程，并在人类社会的全体成员中进行公平分配。
虽然我们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，但是，这个目标，这个巨大的经济任务，我们还远远没能解决它，而且这个目标也不是最终任务，因为人不是为了参与经济而活着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存；相反，他参与经济，他进行工作，都是为了生存。
经济本身，即人类生产和分配其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的方式，只有在它使人们共同过上有条不紊、团结友爱的幸福生活，在它能让人体内沉睡的一切才能蓬勃发展，变成一种庄严而灿烂、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时，才是有意义的。
而这种生活，作为最终目的的生活，就是日常生活。
政治是完成经济革命的工具，而经济为日常生活的革命和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改变奠定了基础。
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。
我们已经证明，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。
我们不再允许任何人质疑工人和农民在苏联境内当家作主这个事实。
但是，获得了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之后，我们还必须真正实现这种权利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学会怎样组织经济，怎样切实推行这种有计划的经济。
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之后，我们还必须真正实现这种权利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学会怎样组织经济，怎样切实推行这种有计划的经济。
列宁曾教导我们：如果历史做了充分准备，政治革命就可以在几天之内发生——这是个军事问题，事关一股力量战胜另一股力量，但经济革命——一切财产关系的重塑，新的生产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——则要花费很多很多年。
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说：如果我们能把同农民的联合保持10-20年，在农民的支持下沿着我们的建设道路走下去，那我们必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。
将近10年过去了，我们明白还必须再经历5-10年同样的斗争。
虽说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任务，但我们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到，过去的这些年没有白白浪费，我们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，这就让我们也有权讨论一下日常生活的革命；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，认真研究日常生活，并且有意识地参与其中，从而逐步地加以改造，让工人、农民和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。
什么是日常生活？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把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区分出来；减去这两个领域，就得到了日常生活。
当他在自家房子里，身为一个父亲、丈夫，一个家庭成员，他用他的工资来维持生计，他安排自己去休息、进行自我教育、提升自己——这些都属于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家庭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、最主要、最紧迫的问题。
在所有不属于国家生活、不属于社会和经济生活而属于私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中，家庭问题是最重要的。
因为虽然它不属于政治生活，不属于国家生活，不属于社会经济生活，但如果不能正确加以解决，它就会使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成果化为乌有。
因为家庭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延续的问题，是下一代的问题。
家庭里有一个领导，这种家庭既不是协议，也不是劳动的联合——我们认为，家庭里的这种政治秩序就是它的资产阶级特征。
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上是如何组织的？丈夫在社会上做工作，无论是政治活动、服务工作还是在工厂干活，而妻子则从事家务劳动，也就意味着，她所处的兴趣范围窄得可怕，简直教人变成白痴：她被脏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要在满是烟黑的厨房里做饭，照顾小孩，等等。
她被这一切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以至于根本考虑不到自己的发展，也考虑不到参加社会活动。
我们必须摒弃其资产阶级的特征——男性发号施令，而女性被家务负担埋没——摒弃了这些特征的配偶家庭，为共同建设生活、生育后代和养育子女而形成的长期结合，这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形式。
任何人想要履行他的职责，无论是政治职责、工作职责还是身为人类的职责，都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家庭。
在社会主义社会，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，但在我们的过渡期社会中呢？——不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唯一正确的家庭形式就是一夫一妻的长期家庭。
在这个家庭中，文明的、进步的劳动属于男人，而碎片化的、不经济的、枯燥的劳动属于女人。
我们就像反对资产阶级制度一样，反对这种家庭制度。
但是，对于一夫一妻的家庭本身，当丈夫和妻子说：我们彼此相爱、彼此尊重、长期结合、经年累月，直到有特别的因素将它破坏；我们愿意一起生活，同甘共苦，携手互助，生育后代，抚养成人——对于这种家庭，我们是否要反对呢？这是资产阶级还是非资产阶级呢？我认为，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都可以有这样的家庭结构，也可以有像这样结合多年的伴侣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“繁衍生息吧，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”这种话吗？我们办不到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“繁衍生息吧，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”这种话吗？我们办不到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“繁衍生息吧，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”这种话吗？我们办不到。
要是革命会损害生育、降低出生人数，要是它让人流变得稀疏、让孩子越来越少，要是它养不活我们的下一代，要是堕胎越来越普遍，要是对孩子放任不管的现象像疥疮一样到处传染，那这种革命还有什么意义，它的目的又是什么？那又何必要搞革命呢？那么，谁会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承担起培养孩子的主要责任呢？那就是父母。
苏联政府必须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话告诉每一个人：培养孩子、让下一代成长，这份责任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于父母。
我们回顾一下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说过的那种声名狼藉的“杯水理论”。
有些先锋派的同志（其中还有共产党员）曾这么说：我们的一切都不搞资产阶级那一套。
革命不能容忍任何卑劣的行为，其中就包括男性的卑劣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。
男人不会因为性交而受苦，对他来说，这种事就像“喝杯水”一样。
女性的身体较弱，更难获得收入；怀孕和哺乳又在这方面削弱了她，让她非常痛苦。
因此，假如我们让女性来独自背负我们革命和人民的整个未来，那我们肯定是又蠢又坏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“繁衍生息吧，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”这种话吗？我们办不到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“繁衍生息吧，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”这种话吗？我们办不到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“繁衍生息吧，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”这种话吗？我们办不到。
